第四章 短篇小说的成就及其代表作

第一节 短篇小说创作概况

“十七年”时期的短篇小说创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主要体现在两类作品上:一类是被称为革命的“另类”回忆的作品,以孙犁的《山地回忆》、茹志鹃的《百合花》为代表。其“另类”体现在抒写宏大革命历史的主流背景下,它们聚焦的不是正面的战争场景,而是战争中的人性和人情。比如孙犁的《山地回忆》,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回忆了昔日战斗生活中的一段经历,通过“我”与房东一家人交往的几件小事,以小见大,抒写了“军民鱼水情”的主题。同样的,茹志鹃的《百合花》也是这样一个以战争年代为背景,但表现的是人性和人情的动人故事。它们的温婉、清丽与当时战争类题材作品的悲壮、崇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一类是被称为“百花文学”的一批“干预生活”的作品。在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短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一批勇于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尝试探索人性和人情的作品迅速出现在文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代表性作品包括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刘绍棠的《田野落霞》、宗璞《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但很快,随着1957年夏天反右派运动的展开,上述作品被当作“毒草”受到了批判,这批作品的写作者也多被打成“右派”。直到20多年后,这批作品又作为“重放的鲜花”,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

本章将以茹志鹃的《百合花》为例,具体分析这一时期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和价值。

第二节 茹志鹃的《百合花》

茹志鹃(1925-1998),祖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1943年参加新四军,曾在部队文工团工作,1953年转业到上海,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理事等。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以其作品的独特风格而引起文坛普遍关注。她在“十七年”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有《百合花》、《静静的产院》、《高高的白杨树》等。粉碎 “四人帮”后,她先后创作了《出山》、《冰灯》、《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作品,开始以更深沉的思考来反映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表现出深刻的思想力度和丰富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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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百合花》

在1958年那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背景下,有着温情、伤感、缠绵情调的《百合花》没有被批判,反而引起了许多批评家的高度评价,实在是当时文学批评领域一个不可多得的个案。这其中,茅盾的肯定起了积极的作用。茅盾认为这篇小说“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有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人物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走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仅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11 并称这是他那一时期读到的“最满意”、“最感动”的短篇小说。

精巧的艺术结构的确是这篇小说成功的重要因素。全篇构思精巧,情节线索围绕着一条开满百合花的被子展开,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人物心灵历程的表现,揭示了军民团结一心、生死与共的深刻主题,以小见大,意味深长。这充分地展现了茹志鹃小说选材立意的特点,即不正面描写生活的波澜壮阔,而是从中截取一朵浪花加以雕琢。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茹志鹃善于从人物性格某一突出特点入手,抓住各种细节,进而向纵深发掘,力图展示人物细腻的心灵世界。例如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百合花被子、通讯员抢筒上的树枝和野菊花、肩膀上的破洞等等,对刻画人物的性格及展示他们美好的内心世界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篇小说叙事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我”这一角色的引入。“我”是见证者与叙述者,同时参与了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我”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细腻的心理揭开了简单情节下面丰富的心理情绪变化,增强了作品的抒情气息,强化了作品的内在结构。总之,这篇小说就像是“一朵纯洁的百合花”,雅致清醇,韵味悠长。

11 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60年》(卷二),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