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革”时期文学的特殊境况

“文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简称。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开始;1976年10月18日,“四人帮”(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为首在“文革”期间组成的反革命集团)被抓捕,标志着持续十年的这场大浩劫的结束。“文革文学”指的是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

第一节 “样板戏”主导地位的形成

1958年的文艺运动,可以看作是“文革”文学的前奏。

1958年,在经济上展开“大跃进”的同时,毛泽东在文艺上也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艺的主张,主要有两项:一是大力提倡搜集民歌;二是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此后出现的“新民歌运动”便是这一主张的实践。

60年代初,在经济、政治领域的“大跃进”遭遇严重挫折后,文艺思想上也有了适度调整。但随着1962年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文艺界又开始了持续多年的批判运动。

1966年2月,由江青主导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和座谈会纪要的发表,标志着文化革命激进派在文艺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指控“十七年”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与此同时,要创造“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3“纪要”为“文革”风暴首先从文艺界刮起提供了历史和理论的借口。

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场浩劫迅速蔓延全国。

在“文革”浩劫中,文艺界成为被破坏最为严重的重灾区。由于大多数作家被看作“黑线人物”,“文革”期间,大批作家、艺术家被批斗、迫害,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权利,有的甚至失去了生命。一批中外知名的艺术家,例如老舍、田汉、杨朔、闻捷、赵树理、冯雪峰、傅雷等先后殉难。

在江青等人看来,既然“十七年”时期的文学被“黑线”专政,必须被打倒,那么,就必须创造新的文学“样板”。于是,江青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和权力,插手京剧的创作、改编与演出。1964年6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9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京剧团演出了38台“现代戏”(指表现现代生活的戏曲剧目)。在这次汇演前后,江青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剧目的创作、修改和排练等。至1967年5月,“八个革命样板戏”诞生,包括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等。随后,制作“样板”的工程继续推进,到1974年,被称为革命“样板”的剧目有十六七个。

“样板戏”遵循着文学激进派所确立的创作原则和方法,被描述为与“旧文艺”决裂的产物,是“文革”期间官方大力提倡的文艺作品。进入70年代,更是在全国掀起了普及“样板戏”的运动。为了总结和推广“样板戏”的经验,江青等人提出一套以“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为核心的创作原则,以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样板戏”的主要特征被后来的文学评论家概括为:主题政治化,人物类型化,结构模式化。

今天看来,当时号称与旧文艺彻底决裂的“样板戏”,大多是对已有作品的修改和移植;并且因为参与创作的编剧、导演和演员及舞台美术设计人员等都是全国相关领域的佼佼者,他们的参与使得“样板戏”的创作与艺术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使“样板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政治功利,在“文革”过后的某些场合被重新搬演,散发出惹人喜爱的艺术魅力。

“文革”期间的小说创作,无论是作品中人物的个体意义,还是作家的体验本身,都被整合到“文革”统一的历史叙述中。代表性作家作品有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在《金光大道》里,浩然按照“三突出”原则塑造了“高大光辉”的英雄形象高大泉,后来“高、大、全”成了一些评论者对这一时期作品中正面人物形象的概括。

第二节 “地下文学”的秘密生存

“文革”期间,除了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不能公开发表的秘密文学作品。它们的写作处于秘密、半秘密的状态,往往以手抄本形式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因此被称为“地下文学”或“潜在文学”。

“地下文学”的作者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一批在1949年之前就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念与艺术风格的老作家,他们在“文革”中被剥夺了公开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但是,他们坚持以秘密写作的方式记录下时代的残酷和当时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如“七月”派诗人曾卓的《悬崖边的树》、牛汉的《半棵树》,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等。这些诗歌均创作于“文革”期间,体现出逆境中诗人的顽强意志和对时代、对人生的独特思考。他们的坚持和努力,使得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火种”在“文革”残酷的环境中得以存续,并在新时期到来时迅速蔓延,带来了新时期文学的空前繁荣。

另一批“地下文学”的主力来自于“知青”群体。他们的创作冲动大多来自于严酷的现实经历。对社会的失望、理想的幻灭与对未来的迷茫使他们产生对现实的怀疑与反叛,但同时他们又有着强烈的探索精神和对美好未来的期盼与憧憬。其中食指的诗歌最具代表性。他的《相信未来》曾在“知青”中广为流传。后来成为“朦胧诗”派中坚的诗人,例如北岛、舒婷、江河、杨炼等人,大多在“文革”期间就开始写诗,但这些诗歌多以手抄形式秘密传播,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得以公开出版发行。

小说创作也是“地下文学”比较繁荣的一个领域。其中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是最为出名的“手抄本小说”,此外还有《波动》、《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等。这些作品很多都在“文革”结束后得以公开面世,有的还被拍成了电影。

“地下文学”虽以破碎的形态存在,但其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文革”中主流意识形态企图制造大一统局面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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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北京京剧团1971年演出,河北百灵音像出版社出版。

讨论问题:观赏以上“智斗”片段,试阐述你对“文革”时期“样板戏”审美特征的认识。

3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载《红旗》1967年5月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