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十七年”时期文学的发展概况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新时期和90年代以来四个阶段。

“十七年”文学指的是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之前这一段时期的文学。

第一节 “十七年”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通常被当作“当代文学”的起点。1 这次大会被称作文艺界的“大会师”,来自解放区、国统区的代表共824人出席了大会。大会把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方向,确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即文艺为人民、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成为社会主义时期文艺的基本路线和方向。

“文学新方向”确立之后,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和四五十年代之交开始写作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如赵树理、柳青、马烽、李季、梁斌、杜鹏程、吴强、贺敬之、郭小川等,逐渐成为这一时期的“中心作家”。他们把文学看作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独特方式,自觉地投身到文艺为社会服务的实践中去。他们的创作构成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潮。到五十年代中后期,已出现了一批能够体现新的文学创作实绩的作品。

而在以“文学新方向”为标尺的规范过程中,也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运动,这反映出文艺界存在的矛盾与对“规范”的质疑。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0-1951),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适的批判(1954-1955),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1955)等。尤其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受牵连审查的达2000多人,先后几十人被捕入狱,最后被定为“胡风分子”的78人。这一场场波及颇广的运动在知识分子心头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一段时期内文坛一片沉寂。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体现了中共最高领导层对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新的尝试。这年的5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在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称:“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2

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眼中,仿佛看到了“早春的天气”,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作家们纷纷发表作品,而一批年轻作家创作的揭示社会主义内部矛盾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这些作品以大胆干预生活、揭示人民内部矛盾或涉及爱情题材而引起广泛关注。散文创作领域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局面。

但是“春天”非常短暂,形势很快发生了突然的逆转。1957年夏天开始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反右派运动,最终全国有55万人被定为“右派”,其中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文艺界的很多著名作家,如丁玲、冯雪峰、艾青、王蒙、张贤亮、邓友梅、萧乾、吴祖光、刘绍棠、公刘、高晓声、陆文夫等被打成了“右派”,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或被发配偏远地方劳动改造。

上述一系列的“运动”,也是对作家进行“分流”与“筛选”的过程。一批严格按照“规范”写作或努力调整自己以适应“规范”要求的作家,逐渐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作家;那些不能适应新的“规范”的作家,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自文坛消失;而另一批作家,因为不愿改变自己创作风格以适应“规范”,选择了自我放逐,或转而埋头研究领域,例如沈从文、钱钟书等人,直到“文革”结束之后,他们才作为“重放的鲜花”,再次盛开在中国的文坛上。

第二节 “十七年”文学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占据主导地位,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领域都产生了一批经典性的作品。其中,以小说和戏剧的成就比较突出。

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以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现实题材的小说成就最大。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的历史;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李準的《李双双小传》,浩然的《艳阳天》等农村现实生活题材小说,揭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的一系列变革以及农民在变革中伦理道德观念和文化心理的巨大变化。另外,反映工业建设题材的小说如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萧军的《五月的矿山》,艾芜的《百炼成钢》等,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加快进行城市经济建设的历史场景和过程。历史题材小说以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为代表,成为中国历史小说史上一部承前启后的作品。这一时期,短篇小说领域也出现了一批具有相当艺术水准的作品,如茹志鹃的《百合花》,孙犁的《山地回忆》以及1956、1957年“双百”时期诞生的一批小说佳作。

这一时期的散文成就主要体现在抒情散文和报告文学创作上。歌颂性的散文占了这一时期抒情散文的主体,代表作家作品有:杨朔的《香山红叶》、《荔枝蜜》、《茶花赋》,刘白羽的《日出》、《长江三日》,秦牧的《社稷坛抒情》等;报告文学也以迅速反映新时代的新人新事、讴歌时代精神而得到了快速发展,代表作家作品有: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

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与时代和现实紧密联系,热情讴歌新的时代,出现了被称为“政治抒情诗”和“生活抒情诗”的两个诗歌潮流。其中,“政治抒情诗”代表作家作品有: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望星空》,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回延安》等;“生活抒情诗”代表作家作品有:闻捷的《天山牧歌》、李瑛的《戈壁日出》等。

这一时期戏剧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现实剧和历史剧的创作上。在现实题材戏剧中,代表作家作品有:老舍的《龙须沟》、《茶馆》,曹禺等的《明朗的天》等。历史题材话剧中,代表作家作品有: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曹禺的《胆剑篇》等。

回顾“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大多产生于1960年之前。伴随着1958年中国社会“大跃进”的开展,并最终走向“文革”,文学也一步步走向了“文革文学”。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15页。
2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载《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